2016年8月25日，澎湃新闻记者针对上海地下代助孕现象做了近两个月的暗访调查。此前，有多组数据显示，我国地下代助孕市场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发展，涉及代生、代怀等需求。还有媒体直接披露，每年约有1万人是通过代生包龙凤胎或类似方式出生的。澎湃新闻的报道与此前描述的大致情况并无不同，记者发现，在有人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求子的现象背后，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全形成的灰色产业链，包括供卵代生费用高昂的环节。当然，由于我国目前还完全禁止代助孕行为，所以在监管层面也暴露出不少漏洞和不足。

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卫计委派出下属监督所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捣毁一代孕助孕特大窝点，总案值199万元，现场发现恒温箱内写有父母姓名的胚胎4枚，以及液氮容器内受精卵6枚。此次突击查抄代孕助孕网站的结果，自然是上海代孕助孕市场的冰山一角，凸显了供卵代生男孩等非法操作的盛行。2015年，上海共有4.8万多对不孕不育夫妇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其中3.8万多对做到了试管婴儿。而据中国人口学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研究报告》显示，国内不孕不育治疗失败率占66%，以此推算，最终不孕不育率约为13%。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一代助孕的方式迎来自己的孩子，代生服务成为热门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官方明令禁止代孕助孕行为，国务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条例》也明确规定 “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助孕，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但该规定法律层级不高，也仅约束规范医院和医生，无法约束中介。此外，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此前讨论稿中的 “禁止买卖精子、受精卵和胚胎”，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因此，在 “二孩政策 ”出台的背景下，我国在法律上对待代孕助孕的态度似乎有发生重大转变的可能，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曾表示，代表委员们在审议时认为，代孕助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从需求上说，在不孕不育父母看来，一代助孕几乎是绝望的，是硬需求、强需求；从技术上说，20世纪7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医疗问题已经很难再成为难题；从方式上说，商业化一代助孕是最主流的方式，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由此产生的权责不清的问题非常严重，代怀服务中的伦理困境加剧。科技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伦理变迁的重要变量，代购助孕问题在中国所表现出的伦理困境几乎是全球性的，具体到困境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多样而复杂的。比如，代助孕过程中，代助孕妈妈与委托人的权责边界在哪里？如果代助孕妈妈割舍不下与孩子的感情，拒绝接生孩子，或者孩子出生后发现有重大疾病、残疾，委托人拒绝接受，这里就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另外，代助孕宝宝与代助孕妈妈的关系是怎样的，彼此是否有权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就助孕问题而言，纠缠于 “合法化 ”这一点的讨论，可能存在本末倒置的问题。从 “非法 ”到 “合法”，不能只考虑舆论或技术因素，还需要对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进行论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新政策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和可执行性的需要。就目前而言，上海我们很难说城管部门的打击举动有什么不妥，但很显然，依靠这样的打击，除了增加代助孕人委托的成本，增强代助孕市场价格的产生之外，恐怕不会有其他实质性的效果，供卵代生费用因此被推高。